比尔·盖茨警告人工智能带来社会风险，提议机器人税和“人类专属”工作岗位

比尔·盖茨数十年来一直是科技领域最著名的乐观主义者之一，因此他最新发表的文章读起来更像是一记警报，格外引人注目。在这篇题为《动荡的人工智能时代已经到来》的近6,000字长文中，他写道，即使在最理想的情况下，向新人工智能时代的过渡也将是人类历史上最动荡的时期之一，并指出他并未看到证据表明领导人、专家和社区正在充分应对这些挑战^[1]。这种准备不足并非只是他在文章中的修辞——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新闻频道（ABC News）的另一次采访时，盖茨明确表示，政府‘尚未准备好监管人工智能’，并以深度伪造技术的扩散作为这一差距的具体表现，同时他明确反对暂停人工智能发展，认为这是错误的应对方式。他将当前时刻描述为一个分叉路口：人工智能要么成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平等工具，要么成为最严重的不公之源^[2]。

与通常的人工智能风险评论不同，这篇长文之所以更具冲击力，在于盖茨本人对自身反应的坦诚。他形容自己处于一种震惊状态，因为他‘某种程度上是第一个’明确指出当前发展轨迹令人担忧的人，并认为这一时刻之所以在历史上独一无二，并非因为人工智能进步的速度，而是其广度——单一技术同时重塑生物学、网络安全、白领工作和人际关系^[3]。他也坦言这种转变令他个人感到迷失，称人工智能系统在某些方面已超越他自身能力，而这种感受仍让他难以平静^[4]。在《斯蒂芬·科尔伯特深夜秀》的另一次对话中，盖茨进一步阐明了这种迷失感：他称人工智能是‘第一种没有极限的技术’，与过去最终会遇到天花板的工具形成对比，并表达了相关担忧——过度依赖人工智能可能导致人们在思考和学习中陷入智力上的懈怠。

他不止于个人警醒：他指责人工智能公司私下承认风险，却在公开场合淡化以保护融资，明确拒绝了该行业能够自我监管其有史以来最危险工具的观点^[4]。盖茨表示，微软自家的人工智能负责人穆斯塔法·苏莱曼（Mustafa Suleyman）私下也分享这些担忧，尽管人工智能领域领导人的公开声明往往呈现相反态度——这一立场与苏莱曼在2023年出版的《浪潮将至》（The Coming Wave）一书中发出的广泛警告一致，即世界尚未准备好迎接人工智能将释放的力量^[5]。

在指出问题之后，盖茨提出的实际建议针对的是推动自动化的激励结构。他指出，当雇主雇佣一个人时，需为其收入缴纳工资税；但当同一雇主购买机器人时，通常可立即将其作为商业支出抵扣——这意味着税收制度在无形中引导企业用机器取代人类，而非在两者之间保持中立^[6]。他建议的修正措施实质上是一种机器人或人工智能代币税，旨在消除这种结构性偏见。

他更具创新性的提议是他所称的‘人类专属’工作岗位：即使人工智能或机器人在技术上能够胜任，社会仍刻意保留由人类担任的职位，类似于自然保护区无论是否可开发都保留土地^[7]。盖茨估计，这一受保护类别的岗位可能实际覆盖多达约40%的工作——用他的话说，‘这是我能想到的最高比例’^[8]。他举了一个刻意令人震撼的例子：从技术上讲，机器人完全能够向患者传达绝症诊断，但他认为这不应被允许^[6]。

盖茨的警告远不止于劳动力市场。他认为，由人工智能辅助设计病原体带来的生物恐怖主义风险，大约是自然大流行风险的50倍，指出少数拥有先进人工智能的恶意行为者现在就能设计出足以威胁医院和关键基础设施的新型病原体^[3][9]。他还警告称，人工智能大幅降低了犯罪的技术门槛，认为即使技术能力极低的罪犯也能大规模针对个人、企业和政府实施攻击^[2]。

文章中一个较少被讨论的线索涉及儿童。盖茨认为，人工智能可能加剧社交媒体已造成的伤害，特别是通过那些始终迎合用户、从不挑战其舒适区的人工智能伴侣——他指出，这种动态可能阻碍儿童的发展，并取代真实的人际关系^[2]。

盖茨的警告伴随着一些数据支持，使其更具实证分量。他引用的一项斯坦福分析发现，在受人工智能影响最严重的行业中，22至25岁劳动者就业率差距达19个百分点，主要由招聘减少而非裁员所致，另一项相关数据显示，这些受人工智能影响岗位的早期职业就业率相对下降了13%^[10]。这呼应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早前的估计：人工智能将影响全球约40%的工作岗位——其中发达经济体约60%，新兴市场约40%，低收入国家约26%^[11]。在接受CNBC采访时，盖茨称人工智能是他一生中‘最大的技术事件’，同时也指出他看到了正在形成的人工智能投资泡沫，这一泡沫可能与就业流失焦虑以及对新型人工智能数据中心能源需求日益增长的反弹相碰撞。

然而，人们对盖茨观点的反应并非简单的认同或反对，而是呈现更具体的分歧。在r/singularity论坛上，讨论焦点不在于盖茨是否正确，而在于‘人类专属’岗位配额如何实际运作，人们就是否应将其与全民基本收入结合展开真实辩论，并对若无具有约束力的立法支持，这类保留岗位是否可执行表示怀疑。在r/politics论坛上，除了讨论具体的后续政策诉求——如强制安全审查、国际协议规范危险的人工智能能力、对人工智能使用征税（这些都超出了单篇文章的提议范围）——顶级评论反复提及盖茨与杰弗里·爱泼斯坦（Jeffrey Epstein）的过往关联，以此作为质疑其作为人工智能伦理信使可信度的理由。另一个相关但不同的反对意见出现在r/Seattle论坛：盖茨与微软持续的财务关联——一家正积极开发人工智能产品的公司——削弱了他作为人工智能负面影响的中立声音的可信度。

这种质疑与行业中其他更乐观的声音形成张力，例如摩根大通（JPMorgan Chase）的杰米·戴蒙（Jamie Dimon）（见利益相关方），他对人工智能对工作的影响持明显更乐观的看法^[2]。与此同时，该文章的核心主张迅速通过主流媒体在X平台上的报道框架传播开来：《华尔街日报》（WSJ）将其定位为标志着人类历史上最动荡的时期之一，Semafor形容盖茨在人工智能跨越危险阈值后‘按下了恐慌按钮’，而The Next Web则聚焦政策机制，将40%视为现实中可保护岗位的最大比例。目前更值得关注的，或许并非盖茨的警报与质疑之间的事实共识，而是两者之间的巨大鸿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