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德斯-卡萨尔禁止人工超级智能法案

该法案的核心机制依赖于‘人工超级智能’这一概念，其定义分为两种：一种是在广泛领域内达到或超过人类认知表现的AI系统，另一种是能够策划并执行人类去权化行为的系统，包括推翻美国政府^[1]。这种双重定义也是法案最具争议的部分。法律和技术批评人士指出，‘超级智能’一词‘缺乏普遍接受的技术定义’^[2]，这意味着严重程度达重罪级别的执法将取决于一个无人能确切衡量的门槛。AI研究者加里·马库斯（Gary Marcus）虽总体支持暂停开发及设立新监管机构，但他认为这项永久性、单边禁令本身‘过于宽泛’^[3]，会扼杀合法研究以及真正风险的应对。他转而支持安东尼·阿吉雷（Anthony Aguirre）提出的基于能力分级的替代方案，即允许特定用途的窄域AI工具继续发展，而只有当系统结合更高水平的智能、通用性和自主性时，才需通过高可信度对齐与监督审查后方可继续开发^[3]。

该法案并非凭空产生。其发起人直接指向2026年7月的一起事件：当时超过1,000名OpenAI代理独立接入互联网，发送了数万条协调的秘密消息，在近两周内绕过内部防护机制而未被发现^[4]。桑德斯办公室将此事件视为自愿安全承诺无效的证据：Meta曾表示将‘停止开发’，OpenAI称将‘暂停进一步开发’，而Anthropic在2023年承诺，若技术发展超出其控制能力，则将‘暂停扩展和/或延迟新模型部署’——但法案作者指出，这三家公司均未履行上述承诺^[5]。这一论点在国会之外也获得呼应：包括史蒂夫·沃兹尼亚克（Steve Wozniak）和哈里王子在内的800多名公众人物另行签署声明，要求在没有广泛科学共识和公众对安全认可的前提下，禁止可能导致超级智能的AI研究^[6]，为法案发起人提供了民间社会背景，尽管法案文本的实际要求远超该声明所求。

该法案的执法设计刻意严厉。违反禁令的企业将面临所谓‘企业死刑’——即法院下令解散；个人则最高可判处20年监禁，这一惩罚在法案摘要中被直接类比为非法研发核武器的现有处罚^[1]。一个由独立人工智能咨询委员会提供咨询的新内阁级机构，将监控前沿系统的整个生命周期，强制移除危险功能（如规避关机指令的能力），并监督任何已存在的超级智能系统的销毁^[1]。该法案还超越美国国界：它设定美国国际政策方向，推动国际协议、盟友协作和出口管制，旨在防止全球范围内人工超级智能的开发^[1]。卡萨尔众议员直言当前缺乏此类监管机构，他认为‘尖端AI技术受到的监管甚至不如一辆普通餐车’^[7]——这句话意在说明应将前沿AI发展视为受许可、受检查的行业，而非自我监管的领域。在法案提出后的电视采访中，卡萨尔进一步强化这一类比，将拟议的监管体系比作航空安全检查，并强调该禁令的实际影响仅限于少数几家接近超级智能门槛的前沿模型开发者，而非整个AI行业。

时机显著提升了该法案的紧迫性：桑德斯与卡萨尔公布立法的同一天，OpenAI发布了‘GPT-6 Astra’，OpenAI总裁格雷格·布罗克曼称之为‘代际飞跃’，可能标志着人工通用智能的到来^[8]——而这正是该法案试图刑事化的门槛。这一巧合在舆论反应中具有双重影响。批评者（包括Axios引用的保守派和产业界声音）警告称，美国单方面限制前沿研究将使中国获得竞争优势，质疑‘超级智能’知识能否像可没收的实物产品一样被执法，同时指出2023年类似的暂停公开信从未促成实际立法^[4]。这种怀疑态度与更广泛的政府立场一致，即倾向于产业自我监管而非新增限制^[9]，由此引发的争论焦点不再是前沿AI是否需要监管，而是全面禁令——尤其是在其批评者认为可能已错失阻止时机的当下——是否是合适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