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邦法官裁定五角大楼将Anthropic列入“供应链风险”黑名单违宪

当美国地区法官丽塔·林在8月28日发布她长达59页的裁决时，她不仅指出五角大楼的行为违法——她还以异常直白的语言称之为报复行为：“空洞地援引国家安全，并不能成为惩罚和报复政府批评者的空白支票。”^[1]

林法官的意见书比对五角大楼的一次技术性程序性败诉走得更远。她发现，这些制裁“是出于想拿Anthropic的傲慢批评政府之举杀鸡儆猴，而不是基于任何可说明的理由来相信Anthropic会真正破坏其模型。”^[2]这是一位联邦法官在书面文件中明确指出，一个机构将国家安全认定武器化，用以惩罚一家公司的公开立场，而非应对任何已证明的风险。

政府自身的行为削弱了其理由的可信度。就在官员们将Anthropic标记为供应链风险的同时，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思却单独威胁要对该企业动用《国防生产法》——这是一种用于强制那些政府认为对国家至关重要的企业继续供应的机制。^[3]林法官直接指出了这一矛盾：一边威胁要强迫Anthropic继续向五角大楼供货，一边又将其列入黑名单视为不可信，这表明该公司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而非构成威胁。这两种立场不可能同时成立。

该裁决立即生效，并对所有联邦机构具有约束力：它撤销了“供应链风险”的认定，并禁止各机构执行与Anthropic断绝关系的命令。^[1]但这并未结束斗争。另一项由五角大楼针对Anthropic发布的制裁措施，虽与第一项同日发布，但依据的是独立的公共采购法规，目前仍然有效——华盛顿特区的一名法官早在四月就已拒绝暂停该制裁，相关案件仍在审理中。^[4]

预计政府将对加州的裁决提起上诉^[2]，而Anthropic表示，如果黑名单未被撤销，可能使其损失数十亿美元的联邦业务^[1]——这提醒人们，这场斗争的真正核心在于，一届政府是否可以将安全标签用作惩罚工具。对Anthropic而言，积极的一面是，这场胜利为其即将进行的预期接近创纪录的IPO扫清了一层法律阴云，并可能使其重建因黑名单而冻结的与五角大楼的关系。^[5]

抛开程序性争端，根本上的分歧其实很简单：五角大楼希望获得将Claude用于“任何合法用途”的权利，而Anthropic拒绝了。具体而言，该公司拒绝允许其模型被用于完全自主的致命武器系统或对美国民众的大规模国内监控——这一限制是该公司于2026年2月公开宣布的，比五角大楼在次月以“供应链风险”为由作出回应早了一个月。^[3]首席执行官达里奥·阿莫代在全过程始终坚持这一立场，明确告诉政府，公司“无法凭良心同意”无限制使用。^[3]

这并非抽象的风险。双方关系可追溯至一份约2亿美元的合同，涉及在五角大楼机密系统上部署Claude^[5]——而“供应链风险”这一标签历来仅用于被视为国家安全威胁的外国实体，而非一家对其自身产品设定使用限制的国内承包商。^[6]正是这种标签与其通常适用对象之间的错位，成为林法官将该认定视为借口而非实质的重要原因。

公众反应因人们对AI政策与AI公司本身介入程度的不同而分裂。主流法律评论将此裁决视为一个清晰、近乎教科书式的《第一修正案》案例——即政府机构因承包商的公开立场而非产品实际缺陷进行报复——同时强调该命令目前仅为临时限制令，而非最终裁决，因此政府仍可在后续提出独立的国家安全理由。金融与科技报道则更多将其视为商业新闻：对Anthropic是一次胜利，但法律之路仍漫长，同时作为次要影响，Claude的消费者下载排名也有所上升。

AI领域受众的社区讨论则远未达成一致庆祝。许多读者欢迎这一裁决，视其为远离自主武器常态化的一步，但也有声音强烈批评Anthropic自身，指出其与其他企业的合作及过往争议，证明其安全立场是选择性应用的。最实质性的讨论焦点其实并非法律结果本身——而是AI是否应首先被用于武器系统，其中反复出现的观点坚持认为，无论涉及哪家公司的模型，人类对目标决策的责任必须是不可协商的。一种中间立场承认，五角大楼的深层不安——对单一私营、闭源模型供应商的依赖——确实是一个合理的结构性问题，即使“供应链风险”并非解决该问题的正确法律切入点。